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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铲除网络造谣毒瘤

  □李英锋

  本是和外公的合影,却被造谣成“老夫少妻”,而且被有模有样地说成是“东莞清溪镇73岁企业家娶了29岁广西美女”。最近,此事在舆论上引发极大关注。11月23日,造谣者吴某飞(网名:“飞哥在东莞”)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诽谤他人,涉嫌刑事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11月24日澎湃新闻)

  造谣者被刑拘,大快人心!警方直接出手查处此案,以公权力启动刑事问责程序,打出网络治谣治乱的重拳,释放出清晰强烈的信号,对于维护被造谣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既有积极的个案意义,也有普遍性震慑、警示、教育意义。

  网络谣言已成网络毒瘤,一些人为了增加关注、吸引流量、变现利益,甚至为达到找个乐子、搞恶作剧、哗众取宠的目的,就信口雌黄、移花接木、颠倒黑白、胡编乱造,把“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伎俩发挥到极致,把出门取快递的女子造谣成“外出幽会的出轨者”,给女大学生戴上“女海王”的脏帽子,让祖孙俩变成“老夫少妻”……这些荒诞、恶俗的“狗血剧”式谣言侵犯了相关公民的人格权,败坏了网络风气,戕害了网络文明,对网民的价值观形成了误导。

  根据《刑法》,侮辱罪、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通常需要被造谣者自行起诉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而被造谣者的举证能力、诉讼能力参差不齐,在诉讼过程中还会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以及费用。维权程序的繁琐,让一些被造谣者望而却步。被造谣者通过向相关网络平台投诉举报维权,也可能遭遇渠道不畅、处置效率低等问题。即便平台介入处理,造谣者也只是受到删帖、封号等惩罚,一些造谣者换个“马甲”,还能重打锣鼓另开张。造谣的成本低,维权的难度大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造谣者的侥幸心理。

  打击网络谣言,尤其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网络谣言,需要公权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的除外条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网络造谣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诉。即便网络造谣未达到犯罪程度,也可能达到了违法的程度。《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针对“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设定了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这也是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谣言的一个法律武器。

  之前,针对浙江杭州女子谷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一案,检察机关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由发起公诉,最终法院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该案收获了非常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此次东莞警方刑拘造谣者,势必会让造谣者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同时产生强烈的惩戒、震慑、警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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