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威廉
如果非要我说对地理风貌的喜爱,那么,出生在西北的我,还是更喜欢西部。在我的感受系统当中,西部的苍凉风貌更加对应内心的深层存在,那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风景对我影响至深。
但是,我已经在岭南生活了二十余年。尽管仍然会有各种不适,可比起初来之际,早已是“驾轻就熟”。
文学是处境的艺术,一个作家不可能逃开环境对写作的影响。即便那些在南方寓居多年还在写着北方故乡的作家,假如我们细读他们的文本,都可以辨析出环境是如何重塑了他们的想象。
对我的变化,批评家杨庆祥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写道:“在王威廉较早的作品中,比如《听盐生长的声音》,还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西北地域的影响,作品冷峻、肃杀。这种完全不同于南方的地域生活经验或许能够让他更敏锐地察觉到南方的特色。从生活的角度看,与其他原生于南方的作家不同,王威廉更像是一个南方的后来者,他最近的一系列作品如《后生命》《草原蓝鲸》引入科幻的元素和风格,构建了一种更具有未来感的新南方性。”读完这段论述,我深感惊异,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写作是超越地域的,是在寻求着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但事实上,南方之南的地理环境,居然不仅渗透进了我的日常生活,还渗透进了我的思想构建。
因此,我不得不格外重视起“新南方写作”这个批评概念。
庆祥的这篇文章有个比较长的标题:《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呈现出丰赡的视野,未来的学者假如要研究“新南方写作”这个文学现象,这篇文章是绕不开的。
文章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做了四个方面的界定: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地理性”和“海洋性”比较好理解。其实,海洋性也是一种地理性,只不过传统的中华文明是大陆型的,对“海洋文明”的强调,所召唤的是一种未来性。
“临界性”从字面上看比较费解,但在我看来,这是关于“新南方写作”界定中最重要的概念:
“这里的临界性有几方面的所指,首先是地理的临界,尤其是陆地与海洋的临界,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言。其次是文化上的临界,新南方的一大特点是文化的杂糅性,因此新南方写作也就要处理不同的文化生态,这些文化生态最具体形象的临界点就是方言,因此,对多样的南方方言语系的使用构成了新南方写作的一大特质,如何处理好这些方言与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通用汉语语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挑战。最后是美学风格的临界,这里的临界不仅仅是指总体气质上泛现实写作与现代主义写作的临界;同时也指在具体的文本中呈现多种类型的风格并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有机性,比如王威廉的作品就有诸多科幻的元素;而陈春成的一些作品则带有玄幻色彩。”
无疑,“临界性”是对新南方写作的“异质性”的一次重要命名。正是在这些复杂多样的“临界性”中,新南方写作才显露出了丰富的异质性。
关于第四点,所谓的“经典性”,不是指新南方写作已经成为了经典,恰恰是说“新南方”相较于已经涌现出了众多经典作品的北方、江南等地,它在经典上是匮乏的,是未完成的,而它的这种异质性,在美学上的终极状态,则必然要以经典的方式来凝聚。
——这四个方面的界定,不仅让“新南方写作”这个批评概念呈现出了相当清晰的面目,而且让我涌起了某种写作的冲动。好的批评便是如此,不止是下结论,更是启示录,往往能激发出更多的作品来回应这种美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