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实

　　人是需要鼓励的，年轻人要鼓励，老年人也要。“七月派”的诗人朱健就是个一直鼓励我的人。

　　一直鼓励不容易。我好时，他鼓励。我不好时，他仍鼓励，鼓励我做好，这就更不容易了。

　　他是怎么鼓励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他给我的第一封信，我是一直珍藏着的，但一藏就不知被我藏到哪里去了。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描述我的这种情形：

　　我是再也找不到他给我的那封信了。我在家里，翻箱倒柜，不知翻了多少次了，不知倒了多少次。隔一段时间翻一次，隔一段时间倒一次，希望能够发现它，结果每次都徒劳。我为什么这样痴迷？越是找不到，越是想找到。很久之前，有一次，我意外地看见它，心想我要收好它，不料那一收，它就不见了。有些东西，就这样，你不收，它还好，它还在那里，你还可能看见它，就像稼轩词里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它在哪个“阑珊处”呢？站在书房里，我看着书柜，这样问自己。

　　那是一九八三年，我写完了《小石头》，并且将它发表在大型丛刊《江南》上。好友杨铁原将它拿回家，给他父亲朱健看。于是，我就收到了他给我的那封信。那信是用毛笔写的，写了好几页。开头是夸奖，然后是不足，探讨长篇叙事诗，如何叙得有诗意，怎样抒得有情思，还有节制和含蓄是要特别讲究的。这些问题，我后来一直都在思考着，一直思考到现在，也不敢说想清了。艺术是很微妙的，不到微妙处，很难说得清，到了微妙处，也难说得清。艺术多的是感受，那感受在你心里，你能看见它，却难捉到它。

　　这信，今天找到了，它就夹在一本书里。我又将它认真地看了好几遍。不得不承认，人的记忆是有限的。这信不是“好几页”，只有两页。这信也非“八三年”，而是写于八二年。因为他写这封信时，《小石头》还没发表。《小石头》是一九八三年发表在《江南》丛刊第一期的。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周实同志：

　　大作匆匆拜读一过，忍不住立即提笔给你写封短信。

　　采自生活发自心灵，是我读你这些诗行时老是想到的两句话。当然还可以再加一句：成于艰辛！你不是轻率地走近诗，而是付出了若干日日夜夜的生命！而这种付出，对人民，对自己都是值得的。

　　这些诗，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诗，而是地地道道的抒情诗。因此，我想，发表时似乎也不必加叙事诗的字样。

　　写成这个样子，而且洋洋洒洒，热情贯注笔端达二千行，是很不容易了。如果允许我说点感想的话，你似乎应当学会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感情和笔。这样，经过忍痛割爱，经过高压浓缩，就会更精练，达到诗行少而容量反而更大的效果。不知以为然否？

　　另外，这些诗不知送给哪些名家看过？是否想听听《诗刊》邹获帆、邵燕祥等同志的意见？如果你和他们没有联系，我可以写封信介绍推荐，对于进一步修改和以后结集出版，也许有点好处。

　　现在我已记不得是否请他推荐了？但我自己投给了《江南》，这是肯定的，《江南》也选发了大部分。那时的我还年轻，还不明白“推荐”的重要，后来我知道了，也未必就做得到，也未必能做得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人的个性使然。

　　朱健先生是老诗人，“七月派”的老诗人。他的那首《骆驼和星》，真是令人惊艳叫绝。那时他很年轻，刚满十九岁，那是一九四三年。

　　我与朱健先生的友谊，从他写的这封信起，到他后来尽心尽力支持我编《书屋》杂志，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这友谊，非吃喝，非交换，非隔三差五地你来我往。即使他不再说什么，我也能够感觉到他那不忘初心的鼓励。

　　最后的“七月派”朱健先生于2021年2月9日22时11分在长沙辞世，享年98岁。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1923年生，山东郓城人。因时世际遇，朱健早年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完整连续的——抗战时期，流亡四川求学；皖南事变后被迫离校，辗转甘陕等省；1946年再到四川进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并参加学生运动。他当过汽车站站员、工厂文化教员、中小学教师、工厂厂长，也曾任职政府机构，后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和创作。1976年到1979年，他与羊春秋教授等人在《辞源》修订组共事。朱健自言是个文化圈外人，却“偶然”成为“七月派”诗人之一，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他的人生在我看来，真的就和他的诗歌《骆驼和星》一样，既是骆驼，也是星……

　　写到这里，我的眼眶已经有点湿润了。

　　周实 编审，湖南长沙人，曾创办《书屋》并任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宁》，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长篇小说《闲人外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