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方

　　在最早的记忆里，葵花这种作物，只是庭院种植中的点缀，在各色蔬菜、瓜果的周边，岗哨一样地直立着那么几棵。茂盛的时候，高举花盘，随太阳的移动，不易察觉地转动着头颅，所以又叫向日葵。待到花盘里的籽实饱满，周边的花瓣由黄变红，最后蜷曲黑枯，它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粗茎弯曲，垂下沉甸甸的头颅。

　　葵花是茎秆粗壮、身量较高的作物。即便如此，生长过程依然充满艰辛。种瓜点豆时节，将它饱满结实的种子埋入土中，为防踩踏，需用手指头在种植的地方上画出一个圆圈以作标记。当它的嫩芽出土的时候，只有对称的两片小叶，特别容易被鸡鸭啄食，哪怕是很轻微的早春霜露，都有可能冻伤它。保护的措施是用两片破瓦，相互对立，为它支起一个“A”字型的安全屋。后来长大，揭去瓦片，丝丝春雨润根，灿灿阳光照叶，它便快速地生长，那日渐粗壮拔高的茎秆上，满是人体汗毛一样纤细的茸毛，其实是它无数的通气孔，深绿对生的叶子，肥厚阔大，折下来可以像伞一样遮挡阴凉。这时候，就需要为它的根部培土、踏实，以支撑它不断增高的身躯和愈来愈沉重的头颅，不致使它倒伏。

　　葵花的籽实，应当是一种“休闲食品。”在童年的故乡，它却连“食品”都算不上，最多就是个“磨牙的”。是大雪封门、夜听古今的人不让嘴闲的嚼物，是逢年过节亲戚临门等待饭熟前的开胃品，是娶亲嫁女宴席上“干果碟子”的一个凑数者。当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和交易时，可以是生的，也可以是炒熟的。既可以整个葵花头作为一个货物单位换币，也可以装在小杯子里在戏场、集市上“量”着卖。而真正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那种阵势，是相当令人震撼的。在夏日的乡村，成百上千亩的土地上，是一道密不透风的绿墙，墙头上是金黄一片的花海。亿万蜂蝶的翼翅振颤所营造出来的那种隐约而宏大的嗡嗡声，可以让人直接昏迷和沉睡。

　　瓜子吃不饱，是个暖人心的东西。如此大规模地种植葵花，当然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推动，导致了种植业结构的自然调整，鼓胀起了吃饱肚子之后的农民的腰包。葵花籽，除了制作成如“恰恰瓜子”那样的休闲食品之外，更多的成为了餐厅、饭桌上的葵花油。

　　葵花可以榨油，这个都不需要科普和解释。因为小时候看守瓜果菜园的时候，头上顶着葵花叶，手里托着葵花头，持续不断地嗑着刚刚饱满起来的生葵花籽，晚上肯定要拉稀，屁股里不自觉地会流油。

　　爷爷活着的时候曾经说，葵花是“最脏囔的东西。”所以既不种它，也拒绝嗑瓜子。坐着嗑葵花籽的人，起了身，坐过的地方，必然散落一地外皮灰、内里白的瓜子皮。而那些口袋里装着炒瓜子，一边走一边嗑的人，“就像是怀犊的乳牛一边走一边撒尿一样，顺着瓜子皮就找到他了。”爷爷厌恶地说。

　　而我对瓜子最不好的印象是，村子里有一个模样俊俏的女子，先和村上的民办教师瞅对象，民办教师背过人送了她诸多的煮鸡蛋、炒瓜子和棋子豆豆（一种油炸的面食），但她最终决定和一位军人结婚。民办教师试图用曾经赠予她的那些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好吃头挽回分手的局面，女子当众朗声说：“你的那些棋子豆豆烂鸡蛋，还有脏手黑嘴的炒瓜子，是换不去我的爱情的。”

　　小小的瓜子只能是休闲的浪漫，怎么能触及到婚姻的现实？更不可能换来伟大的爱情。这是乡村生活最早教会我的生活道理。

　　葵花本是外来的物种，但经过长期的培育繁衍，任何地域都可种植，多么贫瘠的土壤也能生长，使它有了本土化的品质，高大挺拔，茂盛蓬勃。后来传入一种美国油葵，低矮墨黑，籽实比大麻籽胖不了多少，产量也低，很少有人种植。

　　时至今日，故乡已经很少种植葵花了，即便是种，也是回归到了当初，成为菜园边的点缀，寥寥几棵，像一帧发黄照片中的风景，落伍，老旧，徒增人的追忆和怀旧的凄凉之感。

　　可是，那么多的休闲瓜子和葵花油，又是从哪里出产的呢？那像是绿海上沉浮着黄色波浪一样的葵花地，仅仅是存留在脑海里的一个久远的场景吗？或者，那是仅存在我日渐衰老的心灵深处的乡愁的幻境吧！

　　李方 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飞天》《山花》《安徽文学》等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读者》《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或入选文学年选。出版长篇文化随笔《一个人的电影史》《传奇·李方微小说精选集》。曾获《小小说选刊》第17、18、19届双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