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再见

　　前不久，因为要跟某个小说创作班的学员交流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和心得，我特意选了阿城先生的“三王”作为样本。于是，再次把《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仔细读了一遍。时隔多年，重读这三部堪称经典的中篇小说，不得不说，依然足够震撼人，让人有话想说。“三王”（尤其是《棋王》）作为阿城的代表作，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的高度，其文学地位，就目前而言，应该还鲜有能与之比较或替代的作品。记得阿城在一次访谈中曾有过类似的表达，当然，他的意思是委婉而谦让的——记者跟他说《棋王》刊发后的轰动程度，问他怎么看待这事。阿城回答，大致的意思是，中国当代文学仍是一片萎靡的草地，他只是种出了一棵小树苗，之所以显眼全是因为那片文学的森林还没有长出来……阿城的态度是含蓄的，当然也寒光毕露，直戳要害。

　　如果我们把“三王”作为中篇小说的样本，那它们到底有什么值得后来者借鉴的呢？首先跃上我脑门的，却是一句问话：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小说？或者说，我们凭什么相信小说。小说的预设，毋庸置疑，就是假的，是虚构的，是子虚乌有，是凭空捏造——但是，假也好、虚也好，它侧重的其实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从无到有”，说得具体一点，又是怎么“从假到真”的过程。如何让一个假的人物和一段假的故事，变得真实可信、触手可摸，仿若身边人、身上事，这是有难度的表演，也充满挑战。我们又怎么定义小说的“真”和“假”呢？换句话说，这里的“真假”和生活中的“真假”是否一致？答案肯定是否的，两者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总不能以为棋呆子王一生最后以惊人的姿态“封神”，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更不会觉得真有那么一个“与树同命”的树王肖疙瘩……生活的真实如果是习焉不察的日常和琐屑，小说里的“真”理应是打了引号的“真”，是在日常琐屑和人情世态之上生长出来的某种可能性，不是绝对性。它是有可能的“真”，而非不可能的“真”。至于作家如何建造这种微妙的“可能”，以及建造到何种程度，则取决于作家的意识和功力。

　　简单说，我对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认识，以及后来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阿城“三王”的影响。以前我最喜欢的是《棋王》，觉得它最好读，也最精彩。这自然是有原因的，《棋王》讲的就是一个卑微的底层知青逆袭权威，一步步获登人生高光时刻的故事，类似于闯关打怪，也有点像穷苦人追到富家女的影视套路。尤其是小说的最后，王一生端坐会场之上，以一敌九，下的还是盲棋，围观者众，街上还有人骑车为不便出场的老者报棋，场面之壮观之隆重，简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文末作者对王一生的神态有三段出彩的描写，从略显局促紧张到泰然自若，如得道高僧，参透天地。阿城曾在创作谈里自惭，说《棋王》带有“撒娇式的抒情”，想必指的就是这些虚空浮夸的描写。这次重读，其实也能读出《棋王》在立意上的“高蹈”，尽管依然好读，有快感，心中还是重新为“三王”作了排名，把最喜欢的改为《树王》，其次是《棋王》，最后是《孩子王》。按照阿城自己的看法，则完全相反，他最喜欢的是《孩子王》（可能相比而言，它更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其次是《棋王》，最让他羞愧的是《树王》，说是为了应付编辑催稿仓促翻捡出来的旧稿。我似乎也能明白阿城对《树王》感觉羞愧的原因，换作以前，我也是那么想的，为一棵树赋予那么沉重的寓意，未免太过矫情。现在我却觉得，阿城故意让《树王》的人物和故事显得不太真实，其实只是把叙述的天平刻度稍微挪动，并不失重、失真，而恰恰在那微妙的貌似摇晃的临界点，我读出了《树王》在钢索之上持衡行走的妙意。

　　我之所以对《树王》喜爱有加，某种程度上，是我愿意相信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么一棵大树，也愿意相信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反观自己的创作，从开始写作到今时今日，也有十来年之久，因为在写作路上是“摸爬滚打”的选手，好多体悟和心得是随着经验的尝新和突破而迭代更新的。写作之初，我有过如照相机般还原生活的野心，现在则不太信奉，所谓的还原真实，本来就是个伪命题，无论人物还是生活，其实都做不到，也没必要。我现在更乐于在平凡的日常里建构传奇，努力让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通过日常和细节赋予它们真实的质感——而不是真实本身，使得小说既有情理之上的理性，又有现实之外的“传奇性”。

　　陈再见 广东陆丰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选载；著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