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理峰

　　去年8月我参加完南国书香节珠海会场的读书月活动，便启程回到了父亲的病榻边。父亲自我解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在发现了肺癌将近两年后，父亲进入了生命末章。

　　对于两千多年前庄子所说的“寿则多辱”，我以前没有什么体会和理解。如果说过去两年我回家探视都是比较轻松的聊天忆旧，去年8月在病床前的照护确实已经是大汗淋漓、非常辛苦了。在父亲病榻前的照护，我再次感慨于庄子果然是杰出的古代思想家。这四个字将（即使是得到了周全照护的）长者体面全无、尊严尽失的窘迫，全部说尽。

　　我当然感受得到父亲对于未来的一些忧虑。他再次让我清理并带走他书架上的书。父亲说，这次不用我自己背回去，可以通过快递送到广州我家里。其实这十多年来，我已经少量多次如蚂蚁搬家一般，断断续续地从父亲书架上淘走了很多。不少竖排繁体、书页泛黄的书里，留着父亲年轻时的笔记，也留有一些我年轻时的笔记。

　　从父亲书架上以“借阅”名义顺走几本书，这种事儿以前我几乎年年都干，甚至未曾有过愧疚。但是，父亲一再提醒我挑出有用的，全部带到广州去。这是一种怎样的愁绪满怀、伤感惆怅，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啊！我知道这是我人到中年后，最后一次亲子别离的分离焦虑。这和毫无记忆的幼时断奶、十七岁上大学刻骨铭心的离家，都非常不同。父亲要将所有书都赠予给我，这预示着生死永别。诗书传家，我曾经觉得是非常温馨美好的家庭意象。但是，到了现在，我猜想发明了“诗书传家”这个成语的人，可能是在亲子永别、长歌当哭之后，抽象升华出来的文化传承意象。

　　父亲的藏书分为几个阶段并对应着的不同种类。年轻时，父亲攒下的书多为各类文史经典。对我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古代思想史》《历代文选》《古文观止》等文史经典作品，以及各类书法名帖。

　　中年时，父亲离开任教了十多年的中学进入仕途，藏书品类也发生了变化。多为各类政策政治文献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我认为与这些相伴而行的他在各地工作数十年、记述极为详尽的工作笔记是十分珍贵的。我相信，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赣南县域基层治理不可多得的史料。

　　退休后，父亲的藏书多为各类地方史志、家族谱牒和退休干部的个人自传或诗词书画作品集。我最感兴趣的是退休干部自撰的各类自传回忆录。我感到这类书具有非常特别的社会史价值。书中不仅有丰富的生命史家庭史和人生体悟，还记述了赣南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人情、地方信仰和风俗制度的演化。

　　无论是在同龄人，还是同事当中，父亲的藏书数量可能都是比较领先的。我作为一个传播学者，从读书和藏书传统中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偏好读书的人，或者说偏好以文字符号和书报文章作为信息获取主要渠道的人，通常会更容易形成沉静客观、基于逻辑和事实的理性思维方法。这是非常难得的个体习惯，也非常难以涵养的社会理性。

　　父亲和他上一代相比，其观念毫无疑问是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比如在处理家庭事务上，父亲从来不使用暴力。在我祖父那一代的家庭里，借助暴力来谋得意见统一和成员服从，是非常常见的。再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尊重、对待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开明等等，父亲在我的家族几代人中无疑是转型的一代。

　　我相信，如果没有阅读及其带来的理性，父亲这一代就不可能或者不会有如此显著的突变。来到广东工作后，我注意到岭南很多宗祠的牌匾是“书舍”或“书屋”。宗祠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用于家族祭祀、婚丧嫁娶，也作图书收藏、私塾学堂等文化空间。无论是岭南宗祠的书舍牌匾，还是南国书香节的图书市场，我想都是阅读及其理性得以在代际之间传承的一种方式。

　　邓理峰 清华大学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培养传播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山大学公共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科普与科学传播、风险沟通与治理、公共传播、企业传播等研究。曾入选广东省委宣传部青年千人计划（2015-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