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3月10日凌晨，中革军委接到红一军团林彪等的急电，请求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守敌。打鼓新场距苟坝百余里，堡垒坚固，易守难攻。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就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中央负责人在苟坝进行讨论。与会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敌情后，坚决主张不能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详细记述苟坝会议：会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很激烈，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打，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搞民主表决，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

　　“周恩来回到住处到深夜写好作战命令，刚准备休息，毛泽东提着马灯来了，要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还是再商量商量。”石仲泉写道。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回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后来得知，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红军如是真去硬攻，必将陷入重围。

　　《红军长征史》记载，毛泽东就在苟坝提出，今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指挥，否则会贻误战机。1935年3月12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特在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党史专家评价苟坝会议在红军长征中的意义：一是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免遭重大挫折；二是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三是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军的职权，为实现他早已谋划的“把滇军调出来”、西出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苟坝会议是我们党探索科学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遵义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一般都认为“少数服从多数”，但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苟坝会议说明，共产党员要讲大局、有担当，要发扬党内民主，发出真实、理性的声音，最终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等提出了要求，包括“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正确对待少数人意见”。

　　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杨秀告诉记者，去年前来参观者超过180万人次。人们把当年毛主席深夜提着马灯去周恩来住处走过的田埂路称为“毛泽东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