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从北京市顺义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了解到，该区为社区“减负”，取消、清理、精简事项400余项。其中，该区理清部门、街道、社区三者之间责任，取消各类社区事务20余类150余项。清理市、区各类组织机构69项，取消73项社区考核评比项目。（9月4日《劳动午报》）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因此，北京市顺义区动真格为社区减负，为社区工作实实在在“松绑”，使社区工作人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到为广大居民群众办实事上来，是在社区层面改进作风的题中之义。

　　长期以来，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行政职能。居委会究竟有多少项工作，就连社区工作人员也说不清。真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级各政府部门有事都往社区居委会摊，设机构、搞活动，摊任务、提要求，以及总结评比表彰，还有日常工作需要社区盖章证明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就这样，社区被摊派大量工作和任务，这并不能说明相关部门对社区工作有多重视，恰恰体现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懒政思维，本该自己做的事全扔给了社区，并通过检查考核扮演起了监督者的角色。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社区的工作负担，影响其日常工作，对这些政府部门自身的工作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为社区减负已经喊了好多年，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但大多收效甚微，甚至陷入越减负担越重的怪圈。社区减负难，究竟难在哪里？

　　据分析，根本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基层包揽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和社会管理事务。很多事务本来是要区分的，行政事务由政府做，市场事务需要企业来做，有些社会事务应交由社会来做，但在传统的行政方式下，这些是不区分的，最终都落实到最基层的社区。由此，导致在行政化的运作体制中，社区居委会实际上成了街道下属机构，社区减负往往都是无功而返。因此，社区减负，应该减掉由职能部门承担的事情。委托社区承接和办理的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服务等相关事项，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交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承担。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水平，上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连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下接基层群众的幸福指数，因此，让社区回归服务自治本位,既是当前推进社区“减负增效”题中之义，也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

　　当然，为社区减负还有赖于政府部门的自律。政府部门要尊重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使命，不能无故加重基层社区的工作负担，更不能搞任务下卸式的“权力寻租”。总之，各地各部门以抓实“基层减负年”为契机，从根本上深挖自身作风积弊，坚决防止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才能标本兼治，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