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守金

　　女书的前世今生和史前陶器刻画符号为何？关乎中华文明的这两大学术迷雾，在珠海博物馆前馆长李荆林的专著《中国女书与史前陶文——探源中华文明八千年》中，实现了破空而来的创成。

　　品读尊著，始知早在1988年，著者就深入女书流传的湖南江永做田野调查，搜寻、走访、座谈、辨析、整理，掌握了女书的音、义、形；同时大量阅读有关文献，又通过考古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考察、比对探究，得出了石破天惊的学术结论：陶器刻划符号（陶文）是女书的远祖，女书是刻划符号的孑遗；进而推论：汉字的产生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八千年。

　　将湖南女书与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陶文做比照互证，这一研究是开创性的；著者久坐冷板凳的功夫，是异乎常人的；其学术新说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学基础上，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李荆林将女书从个到万的12位数词与陶文数字比照，发现相同或相近者有7；女书的寸、尺、两、个、斤、袋6个量词与陶文相同相近者有5；而女书的造字构件，在陶文中几乎都能找到；所枚举23个造字构件，与陶文完全相同者12，相近者亦有5。著者还将女书中的图案字，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做比较，发现女书中有一部分单字与陶文一模一样。江永女书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陶文和彩陶图案相比，不管是量还是形方面，都占有很大比例。这充分凸显了女书与史前陶文和彩陶图案的渊源关系。

　　为了阐明这种渊源关系，李荆林依据《文物》《考古学报》等国家权威刊物发表的文献，选取了579个陶文（含42个造字构件）和对应的女书单字，并列国际音标和女书现代汉字义，用了20页的篇幅，从陶文地点、出土时间、相对年代和考古学文化四个维度，制作了31个“女书与陶文对照表”。连我这个门外汉，竟也认出了其中87个陶文与女书，在形和义上，既彼此相同，又和现代汉字相同或相似。此现象，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巧合，它具有普遍性。

　　上述成果，结晶为1995年出版的《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深得国际汉学界瞩目。十年后因再版所需，李荆林又用了半年时光，再次调查长江和黄河流域的环境变化、战争与灾害、人口迁徙、方言与民俗等。所得材料有力印证了女书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陶文的结论。尤其在陕西关中、商洛所做的语音调查，收集了大量与江永土话意义相通、发音相同的语音资料，发现女书所在地江永和陶文所在地商洛一带，人称代词的语法表示方法一致，方言语音大多相同或相通。这一令人惊诧的语言现象，“无疑存在一种久远的内在联系”。此外，李荆林还从女书内容都是平实叙述，与长江流域弥漫着巫风灵怪的神秘诗篇不同，反而榫接朴素写实的《诗经》，亦为强力佐证。

　　破解了女书和史前陶文两大谜团之后，著者明确指出，文字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同步，故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八千年。这一新论显然超前了，但超前有据。良渚古城遗址和小屯殷墟遗址，已是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岂能再说是孱弱的起源状态？对此，李荆林认为：只有“文字符号”的产生，才是代表文明起源的唯一标准。“文字”在初成阶段，是原始人类历经上千年以至数千年的漫长岁月，无中生有而又结结实实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灵魂的爆发。当然，陶文阶段的文明起源还只是胚胎或嫩芽，到了甲骨文时代，才成熟厚重起来。这个判断，切合夏鼐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言，要注意文明在起源和发达程度上的区别。小屯殷墟文化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硬说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白胡子了。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夏鼐指出“中国文明有他的个性，他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助力李荆林开拓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空间；李泽厚早在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中开宗明义：“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堪称跨界与他唱和；饶宗颐、李学勤等学术大家，一直热情鼓励和支持他的研究。出席国际汉学会议并作主题演讲，夏威夷大学邀其访学……在我看来，李先生近四十年的专业贡献，对于提升珠海的文化品位，弘扬华夏民族传统，功莫大焉！　　 该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