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洁非

　　先锋小说式微后，它的主要作者们，都换了别种笔墨以适时势，同时也求新的开拓。比如潘军，在到南方短暂地生活几年后重新操觚，就迷上了城市叙事，我在《城市像框》里提到过他。回想起来，那里面谈论的作家，几乎尽属“新生代”，以前先锋派身份介入城市叙事这么一个颇具时尚色彩领域的，似乎只有潘军。去年，终于见着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这并非偶然——他精神上有一种跟城市时代和城市文学一样的年轻的因素。

　　说城市文学有时尚色彩，其实是中国的特定情形。1994年后，这类写作在中国渐渐兴起以来，其间的弄潮者，差不多都是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尽管潘军精神中仍然有一种很年轻的力量（这是他得以把握城市叙事的前提），但如果说他跟“新生代”们之间有着某种“价值沟”，我以为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在先锋时代摸爬滚打出来的作家，与眼前这么一个十足市场化的时代之间，不可能水乳交融。他的“年轻”，使他能够应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各种挑战，而不至于在自我封闭中拒绝或躲避这些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顺从地接受这个时代的一切价值观念，与之完全融为一体，特别是那些“时尚”性质的东西。这一点，我自认为看得很准。

　　因此，在目前既繁花似锦又颇令人感到风格单调的城市文学叙事中间，潘军的作品却显出了足够的个性。至关重要的是，在潘军的城市叙事里，人没有沦为种种“城市时尚”的代码。

　　潘军笔下的城市人形形色色、面目各异，但作为艺术化的对象，他们仍然表现出了某种能够说明作者叙述倾向和深度一致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以为是人物的存在多被置于其各自的内心秘密中。作者透过对这类秘密的剥茧式描写，朝城市的诸种内在而暧昧的本质挺进。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文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渐备气候以来，一般的作者们，要么像年轻的新生代那样，过多地为城市化的种种外部表征所迷惑而失察于人性，亦即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异性，要么像某些年龄稍长的作者那样徒以道德偏见视世，过多地纠缠于简单化的社会批判。这一切，都表明城市化在我们的经验和价值观方面都是一种十分陌生的事物，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如实地看待它，而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将它想象化和传奇化，把它描绘成一种令人惊异的富于夸张风格的东西。但是，潘军的城市叙事，却不多见地越出了这之外。

　　这自非偶然。其实，先锋派时的潘军，其笔触就特别具有一种城市意味（虽然未必是在写城市），这一点，与别的先锋作家（例如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不大相同；或者说，这是一位很适合去读解城市的小说家。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某种意义上是隐性的城市风格与显性的城市叙事合二为一的产物。我想，他之所以那么深地走进了城市人的内心，其实也首先是他更深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这样一种走进，辅之以他先锋派的语言余韵和视点，使潘军的城市小说在哲学、文化和感觉方式上迥异于所有同类创作。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现在的写城市的潘军的特殊性，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重复他，的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