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诗桐

　　青年作家杨知寒最新出版的小说集《独钓》共包含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赴约》《观鹤》《冷处理》《独钓》与《慢回身》均为2023年以来的新作。小说集以《黄桃罐头》开篇，这是作者2018年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末篇《慢回身》于2024年年初发表。从记忆到现实，小说集篇目的编排呈现出了作者创作和成长的轨迹。六年，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历程来说，并不算长，但从中我们却能够看出一个青年作家对写作路径的探寻与突破，即从记忆和经验中获取写作资源，到直面生活，介入当下，揭示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一种转变。

　　如作者所言，“《黄桃罐头》是一个写家里亲人的故事，在小说里是故事，在生活里只是我对一个不太熟悉的长辈的零散记忆。”这篇作品是作者从网络文学领域转向严肃文学创作的起点，写的是异母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姐姐江福芝嫁入穆家后虽物质生活富足，但丈夫没能摆脱病痛的折磨，家族也无法达成三代男丁兴旺的“圆满”。妹妹江红玉幼年被冤枉偷钱而被母亲打残后独自过着艰难的生活，却阴差阳错地得了一个“姐姐姐夫盼了一辈子也没能得来的男孩子”。命运面前，个体的意愿无足轻重，转角遇见的也许是爱，也可能是深渊，作者写出了命运无常的悲剧感。

　　作品《寡清》则可以视作《黄桃罐头》的番外篇，讲述的是穆氏家族的故事，同样是由第三人称叙事呈现出的经验视角。而在《赴约》《早新闻》《观鹤》《独钓》《慢回身》等作品中，作者开始从记忆中抽离，书写了同龄人在面对事业、情感、婚姻时的抉择与处境，塑造出了失意的青年人物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从五四新文学时期肇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不乏对青年人形象的描绘，从鲁迅笔下的子君与涓生，巴金《家》中的高家三兄弟，到杨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至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都对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动向进行了聚焦。一直以来，杨知寒都被视作“新东北文学”的接力书写者，但她并不局限在子女一辈叙述上一代的视角中，而是亲自下场，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和记录着这一代青年人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空间。作为“90后”青年作家，杨知寒生活在快速发展、风云变幻的数字时代，社交网络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及认知方式。

　　《早新闻》里，青年们面对行业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坚守还是逃离，他们游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是城市新移民的典型代表；《赴约》中试图通过社交软件寻求良缘的刘真，到了现实生活中，却发现与自己聊天的竟然另有其人，他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寻找情感的寄托，却发现情感的距离反而越拉越远；到了《慢回身》中，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与情感“迷宫”更是被一览无余。表面看来，“我”不上班、不工作，靠丈夫李旭东养活。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丈夫职场背后的有力支撑，代夫出席各种喝酒、应酬的场合。然而这也并非全因丈夫无能，相反“李旭东是最好的技术员”，可也同时属于“第二好的销售，最差等的下属”，李旭东的能力与工作上的现实需求出现了巨大的错位，一如他们的夫妻关系。当这一切被揭穿后，便只剩下了情感的崩塌，决绝的别离。

　　近年来，随着“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复兴”等概念从学理层面到传播视域内的广泛关注，东北元素已然成为了文艺创作领域里的一股顶流，并在影视化和短视频的催动下形成了诸如犯罪悬疑、下岗的故事背景框架，回望的叙事视角融合了落寞的时代情绪。因作者身份与作品背景的地域性，杨知寒“东北作家”的称谓，其作品蕴涵的“东北性”都是显而易见且理所当然的，但是当这些叙事模式一旦成为固有的、僵化的阅读期待，甚至被赋形为一种符号时，一个有艺术追求的作家，便会为自己敲响警钟，从而避免只为追随潮流而创作。“去符号化”或许并非创作主体的刻意为之，当我们回归文本时，却仍旧能够看出作者为之做出的调整和努力，因为“新东北文学”需要的不是模式化的创作，而是更加丰富多元的叙事方式，以及极具个性化的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