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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红了

  □张金刚

  暑气还未退尽,秋凉已经可感。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山上的酸枣红了,该摘了。三十多年了,酸枣红了一遍又一遍,母亲也摘了一年又一年,伴我从孩童到青年。

  野生的酸枣满山都是,春天刚吐绿时,母亲就上山去看“长势”,将村子周围的山山岭岭走个遍,记下哪里的酸枣树最大、最多,只等秋来采摘。当夏收忙过,母亲便拿着一把镰刀,背上一个口袋,揣上一天的干粮,约好村里的妇女出发了。早出晚归、翻山越岭,扛回一袋袋鲜红的酸枣。

  那时我们还小,母亲的口袋成了我们兄弟一天的期盼。放学回家,不急着吃饭,坐在家门口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夜幕中走来扛着酸枣的母亲。母亲也最懂我们的心思,她就像一只会飞的大鸟,从山里的角角落落采回食物,送给守在巢里待哺的雏儿。当母亲身影在远处出现时,我和哥哥就争着冲上去,抢过母亲的口袋,快步跑到灯下。这时,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满足地看着争抢的孩子们,露出满足的笑容。

  当母亲趔趄着走进家门,我们兄弟早已在炕上吃得不亦乐乎了。最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半红半绿的酸枣,拿在手上光滑滑的。有的还带着绿绿的叶子,新鲜的样子,十分诱人;抓上一把,也顾不得洗,就快速地揉掉尘土、吹走杂草,送到嘴里贪婪地嚼着。酸中带甜、甜中有酸,酸酸甜甜、异常可口。一会儿,炕上、地上就铺了一层带着果肉的酸枣核儿。

  母亲坐在椅子上,喝着水,捶着腿休息。一看到我们这样乱扔核儿,一向温和的她发起了脾气,让我们把核儿放在一起,不许扔得哪都是。我们看着母亲生气了,吃相有所收敛,可不一会儿就又回到原状。母亲没办法,等我们吃饱跑到院里追打时,她才弯腰将散落得到处都是的酸枣核儿打扫干净,一粒不落地捡起来。

  其实,酸枣就是核儿最值钱。每次摘的酸枣被我们“瓜分”之后,母亲都要连酸枣带核儿,收拾起来,堆到屋角里。等哪天天气不好不便上山,或者酸枣变软变烂的时候,母亲就拿上筛子、挑上两篮子酸枣到河边去磨酸枣核儿。我经常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屁股后面,一起去河边。我帮不上什么忙,就坐在旁边,边玩边看。

  红透的酸枣在筛子里被水一泡,果肉都成了泥,且散发着酸酸的怪味。我不想闻,早就捂住了鼻子。可母亲却埋头用手搓着、揉着,一遍一遍地漂去那红红的果皮碎末,只剩下白白的一层酸枣核儿。

  晒干的酸核儿可以拿到县城去卖。每次卖完回家,母亲总会买些学习用品、好吃的给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上学的费用,也都是母亲用酸枣换来的。

  一年年,母亲从大山里背回了多少酸枣,难以计数;一年年,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艰辛,也无法估计。只是,母亲那双年年都被酸枣染红的手,永远忘不掉。手指上被酸枣树刺儿扎的黑点儿,再也恢复不了了。

  母亲已年过六旬,身体还算硬朗,按她的说法,是这几年上山摘酸枣儿练出来的。

  去年夏末,我接母亲到县城的家里小住几天。

  她说:山上的酸枣红了,该摘了。

  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而她执意要回去,说是摘习惯了,待着难受。

  几天后,母亲山里给我带回了一塑料袋酸枣。

  我捡起来就吃,还是以前的味道,有母亲的童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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