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气还未退尽，秋凉已经可感。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会说：山上的酸枣红了，该摘了。三十多年了，酸枣红了一遍又一遍，母亲也摘了一年又一年，伴我从孩童到青年。

　　野生的酸枣满山都是，春天刚吐绿时，母亲就上山去看“长势”，将村子周围的山山岭岭走个遍，记下哪里的酸枣树最大、最多，只等秋来采摘。当夏收忙过，母亲便拿着一把镰刀，背上一个口袋，揣上一天的干粮，约好村里的妇女出发了。早出晚归、翻山越岭，扛回一袋袋鲜红的酸枣。

　　那时我们还小，母亲的口袋成了我们兄弟一天的期盼。放学回家，不急着吃饭，坐在家门口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夜幕中走来扛着酸枣的母亲。母亲也最懂我们的心思，她就像一只会飞的大鸟，从山里的角角落落采回食物，送给守在巢里待哺的雏儿。当母亲身影在远处出现时，我和哥哥就争着冲上去，抢过母亲的口袋，快步跑到灯下。这时，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满足地看着争抢的孩子们，露出满足的笑容。

　　当母亲趔趄着走进家门，我们兄弟早已在炕上吃得不亦乐乎了。最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半红半绿的酸枣，拿在手上光滑滑的。有的还带着绿绿的叶子，新鲜的样子，十分诱人；抓上一把，也顾不得洗，就快速地揉掉尘土、吹走杂草，送到嘴里贪婪地嚼着。酸中带甜、甜中有酸，酸酸甜甜、异常可口。一会儿，炕上、地上就铺了一层带着果肉的酸枣核儿。

　　母亲坐在椅子上，喝着水，捶着腿休息。一看到我们这样乱扔核儿，一向温和的她发起了脾气，让我们把核儿放在一起，不许扔得哪都是。我们看着母亲生气了，吃相有所收敛，可不一会儿就又回到原状。母亲没办法，等我们吃饱跑到院里追打时，她才弯腰将散落得到处都是的酸枣核儿打扫干净，一粒不落地捡起来。

　　其实，酸枣就是核儿最值钱。每次摘的酸枣被我们“瓜分”之后，母亲都要连酸枣带核儿，收拾起来，堆到屋角里。等哪天天气不好不便上山，或者酸枣变软变烂的时候，母亲就拿上筛子、挑上两篮子酸枣到河边去磨酸枣核儿。我经常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屁股后面，一起去河边。我帮不上什么忙，就坐在旁边，边玩边看。

　　红透的酸枣在筛子里被水一泡，果肉都成了泥，且散发着酸酸的怪味。我不想闻，早就捂住了鼻子。可母亲却埋头用手搓着、揉着，一遍一遍地漂去那红红的果皮碎末，只剩下白白的一层酸枣核儿。

　　晒干的酸核儿可以拿到县城去卖。每次卖完回家，母亲总会买些学习用品、好吃的给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上学的费用，也都是母亲用酸枣换来的。

　　一年年，母亲从大山里背回了多少酸枣，难以计数；一年年，母亲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艰辛，也无法估计。只是，母亲那双年年都被酸枣染红的手，永远忘不掉。手指上被酸枣树刺儿扎的黑点儿，再也恢复不了了。

　　母亲已年过六旬，身体还算硬朗，按她的说法，是这几年上山摘酸枣儿练出来的。

　　去年夏末，我接母亲到县城的家里小住几天。

　　她说：山上的酸枣红了，该摘了。

　　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回去。而她执意要回去，说是摘习惯了，待着难受。

　　几天后，母亲山里给我带回了一塑料袋酸枣。

　　我捡起来就吃，还是以前的味道，有母亲的童年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