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历史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年）长期致力东洋史研究和中国史普及。他在1946年写了一部《科举》，因战时写得较仓促。1963年，宫崎市定重新创作《科举》，他说，要尽可能客观地介绍给社会，“希望努力描绘出科举制度及其实态”。

　　《科举》是作者学术生涯的一部小册子而已，但视野博通，文笔晓畅，逻辑明快，作为面向日本读者的通识读物，作品字数不多，14.2万字。

　　中国科举制度肇始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形成于唐，经宋、元、明，延续到清末，存在了1300余年，以之为历代取士之正途。宫崎市定选取形式上最为完备的清朝末年作为大致基准来展开论述，这是科举制度经历鼎盛之后走下坡路趋向没落的时期，暴露的问题非常多。比如，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场舞弊行径，生员的道德品行，考官的无能昏庸，等等，都有生动的描述。宫崎市定指出，即使将科举制度当作问题来对待，也必须深入地具体地分析，要从这种制度长期延续的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基础出发。

　　科举的本质是人才选拔制度。科举以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特色，使得孔子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尚贤理想变成现实，在1300余年间培养了大批官吏，其中不乏杰出的文人，在推动偏远地区或田舍郎的文化进步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科举制下的读书习气，是因为读书做官才形成的，固然使士人勤学，也使士人鄙俗。“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策略，让皇帝愈益直接地控制士人，巩固了皇权。严苛的考试扼杀了独特的人格，真能过天堑登高台的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虚掷了时光，活成范进这类迂朽的庸材。借由科举形成的门荫与结党营私、集团斗争，也使得科举沦为官僚政治的附庸，仍然是等级化的、特权化的。宫崎市定尤其强调抑武崇文对中国国力的削弱，以至于后来无法抵挡外来侵略。

　　中国比欧洲更早抛弃了贵族制，科举制传播海外，为朝鲜、日本等国挪用，亦引西人歆羡学习。宫崎市定也提及康熙帝发布的《圣谕广训》在德川时代传到日本，被原封不动地传诵，明治时代颁布的《教育敕语》就受到了《圣谕广训》的启发。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吸收中国的经验非常多。宫崎市定写这本书的目的，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犯错、应当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