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历史没学好，除了天生对数字有恐惧感记不住年份这一层原因之外，总觉得历史上的人和事离我太遥远，遥远到失真的地步。而那些历史事件又总以相似的面貌反复出现。

　　我虽不属聪颖早慧一类，但对历史最初的感觉，却恰好对应了鲁迅先生的说法：历史是帝王将相和伟人的家史。我总以对别人的家事不感兴趣为借口，来掩盖自己历史知识的苍白。更惭愧的是，作为澳门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家的事也没太上心。

　　“1940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葡京酒店对开广场矗立起一座亚马勒铜像——策马扬鞭的亚马勒俨然英雄相，此处因铜像被命名为‘铜马广场’。在澳门长大的、和我同龄的伙伴们，可能都在这座铜像前留过影。不懂历史，年少无知，快门曾定格在我们如花的笑靥上。”（穆欣欣《十年丰盛 二十年精彩》）

　　1999年之前，我们这一代在澳门成长的人，对于这片土地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在意过；学校教科书里，澳门历史是缺席者。澳门，似乎早已习惯做一个隐士，不为人知亦不欲为人知。

　　直至1999年，澳门一下子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多少带有一点猝不及防。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回归”是一件不可复制的历史大事，我们一边从旁观者变成置身其中的主角，一边书写着历史。这份猝不及防，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是这样的：来不及装扮，没有机会彩排，本色出演却意外地平添了一份来自生活层面、带有温度的真实性。从此，历史于我，不再遥不可及。

　　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由27位澳门写作人讲述自己的“回归”故事，正是带着这份可触可感的真实性向读者走来。这些故事，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1999年，我在四川大学。12月19日，作为在成都的3名澳门学生之一，我被当地传媒拉去接受采访。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之际，我跟家人通话，是我爸接的电话，说希望回归后治安变好，更希望经济变好……”（凌谷《澳门，呼吸间的记忆》）

　　“港澳力生号分别结业20多年，澳门回归也快20年了。而我，从两房祖母的年代到了今天，对父亲的弟妹们，以及我的堂弟妹、表弟妹们，也只能随缘吧。不拒人千里，但留心中淨土，已是我力所能及的亲缘了。”（水月《两房祖母一个力生号》）

　　“1999年12月20日，那天，是圣诞节购物旺季，我的超市生意滔滔，但我把一切劳劳俗事搁起，坐在电视机前，金睛火眼，等待那最珍贵的一刻。”（李烈声《子不忘母怀》）

　　或许，很多内地朋友对于澳门“回归”的全部印象就是一曲《七子之歌》，来自原唱者容韵琳稚嫩的童声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这当归功于5集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总导演李凯，不要刻意的字正腔圆和经过训练的歌喉是他选择演唱者的标准。这又何尝不是这段历史的本色呢？犹记得当年人们问起这个澳门小姑娘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她大大方方的“神”回答让所有人接不上话茬儿：“北京的树就是一些光光的木棍插在地上！”回归日正值北京最寒冷的冬季，北京冬天的树和澳门的四季常绿形成鲜明的反差，澳门小姑娘从未见过不长叶子的树。

　　诚然，在“回归”这件事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澳门人和祖国、让内地朋友和澳门之间曾经的不明白变成懂得，曾经的隔阂成为零距离：“江西遇到美好的人和事，促使我调整今后的旅行计划，准备腾出更多时间游走神州大地，于有生之年体验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沈尚青《“阅读·关怀”·人心回归》）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澳门至今没有一位全职作家，这也是我为什么用“写作人”而非“作家”来介绍本书主角们出场的缘故。澳门文学的存在，一直是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一道异样风景。澳门的写作人，在各自的正职工作岗位上努力谋生，也在喧嚣浮华中安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字世界，使得澳门文学带有天然质朴和清新自如的特色，同时具有和日常生活无缝对接的亲近感。从生活层面感受澳门回归祖国这件历史大事，以小见大，是本书将带给内地读者朋友的一份鲜活感。本书作者从90后写作生力军到八旬长者，他们或丰厚的人生阅历、或独特的个人感受，绘成多元底色，缭绕于澳门街巷的人间烟火中。

　　“我想起了眼前两百余年历史的康公庙。记得里头的门柱都饱经沧桑，在油漆的关照下泛着深沉的光泽。供奉着的康公真君相传是汉朝大将，而偏殿又有佛祖、华佗、关公、花粉夫人和马头将军等等，可谓群英荟萃，越是杂居一处便越显得可爱，越是古朴便越显得自然和淳朴。”（谭健锹《情定大龙凤》）

　　曾经的澳门，是让中国看到世界的一扇窗，同时她也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中国。如今，这扇窗不仅没有关上，连带着敞开的大门，我们深信，澳门理应再度让人们看到一个世界的澳门。

　　“记取归来时候，海棠风里相迎。”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

　　（本文是《记取归来时候——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特辑》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