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与众多民族的交融之处。这座城市曾是繁华的商贸重镇、文化中心，后来归于沉寂，直到20世纪初，随着藏经洞与壁画、文物的重现以及大量国宝的流失，中国人才痛心地发觉，敦煌需要合格的守护者。

　　常书鸿于1944年创建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对莫高窟的管理与守护工作。常先生早年在法国留学，只因在异乡偶见伯希和整理的敦煌壁画图录，便心旌摇曳，归返敦煌，余生几十年都献给了敦煌。1984年，段文杰接任第二任院长，扩建了敦煌研究院，在新时期继续拓展研究、保护的各项事业，并且开始国际间的合作与共同研究。

　　1998年樊锦诗成为第三任院长，直至2019年卸任。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引入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手段，改善生态环境，实施整体、综合、科学保护，拓展研究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并且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建设“数字敦煌”的影像拍摄与数据库工作，既推动了敦煌研究与文保事业的深入发展，也让公众与世界更加了解敦煌。2019年9月29日，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晚年的口述回忆录，2019年完成出版，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整理撰稿。樊锦诗、顾春芳结缘于敦煌，因敦煌而成莫逆之交。

　　在这部作品里，樊锦诗把她的人生经历与敦煌的历史、敦煌的文保工作串连，深情回忆师友诸朋，在常书鸿、段文杰之外，还可看到宿白、苏秉琦、季羡林、饶宗颐等前贤的身影，他们的人生都与敦煌密切相连，敦煌也因他们而更辉煌。

　　回忆录最珍贵、最让人感慨的，在我看来，是樊锦诗以朴素实在的语言讲述的个人的一生，或者说，她所呈现的真实的敦煌人的悲欣哀乐。这部作品并不昂扬，而是真诚袒露，因此格外动人。

　　“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樊锦诗说，“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樊锦诗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高材生，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学业优秀，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她1962年去敦煌实习，因水土不服而疾病缠身，所以她并没有毕业后去西北的打算。但她必须服从组织的分配，所以只能告别杭州舒适的家庭条件，与同班男友异地相恋。原以为，工作几年后就能调离，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法获准。

　　在书中，樊锦诗屡次表达，爱人老彭为她所做的牺牲，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不称职，她与孩子分隔两地造成的亲情的疏离。她心里有多少的痛苦啊，时代的烙印在一个人身上打下深重的痕迹，所有的敦煌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维摩居士大乘经》有言：“欲得净土，当净其身。”敦煌召唤他们前去，敦煌为他们敞开门扉，敦煌也欲索取代价，要他们以身为祭。

　　家庭与工作，个人与国家，如果无法兼得，怎么办？如果没有犹豫，没有挣扎，没有割舍，还称得上奉献吗？这种纠结与升华，让人唏嘘，让人感佩。

　　樊锦诗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竟然会留在敦煌那么多年。她有过怨，有过厌，不作为，消极怠工，甚至脱岗半年，与丈夫、孩子留在武汉。也就是离开，让她越发看清她与敦煌早就难以分离。另外，也有现实的因素，老彭一人的工资难以支撑一个四口之家，组织的压力更让人难以抵挡。夜不能寐，心绪难安。樊锦诗想着自己的志愿，想着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想着她的恩师，想着她的同事，他们同样承受着伤痛，在荡世流离，在荒漠埋骨。

　　因为“简单相信，傻傻坚持”，就这样，活在一块土地上，日复一日，终究与它长成了骨肉。她在敦煌工作五十七载，由风华正茂的江南少女熬成了白发苍苍的西北老妇，由懵懂无知的青涩学子进化为胸襟广阔的渊博长者，执守、沉默，孜孜做事，与敦煌一起经受风霜雪雨，经受严寒酷暑，经受无望与希望，迎来涅槃，迎来重生。

　　这就是敦煌，与它的守护人。“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